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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人民早在远古时代时就开始用开水治疗消化不良等医疗实践活动，据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记载：“患蛾喉头痛者用牛角、岩羊角、山羊角、马蹄等调外合剂”，这是古代藏族人民发现动植物的药用价值的有力证明。此外，藏族人民对外伤的处理由开始用“泥土、酥油、酒糟来外敷伤口”。逐渐地总结出一些敷治外伤的方法。由于发现使用烧热的石块和砂土贴附于身体的某些部位有止痛的功效，于是便产生了热敷和火灸。可以说藏族医学发源于藏区各族人民的医疗实践。公元前5、6世纪出现了一位杰出的藏医学家协普赤西。据笨教史记载：“协普赤西是笨教师祖辛挠的长子”，曾任王室侍医。他收集民间的医疗经验著成《医学九法》、《疗法月光》等，总结了藏医学的实践经验。此后涌现了许多藏医学家。但是由于当时的人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各种自然现象，相信超自然力是疾病的原因，因此便出现了笨教巫术和藏医学并存的局面。然而，如果由此认为藏医产生于笨教，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加强了藏汉民族间的特殊关系，促进了吐蕃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据《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来了医方百种，诊法五种，医械六种，论著四本，可以推断这些医书对藏医药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只要我们对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 》的内容加以详细的分析研究 ，便可发现这种传播留下的痕 迹 。如在《四部医典》后读本的诊脉章中的“视位腕上第一皱纹起，下量一寸突骨之内侧，寸关尺脉莫竖放平稳”、寸关尺的切切法和寸脉之下心与小肠主，关脉之下脾与胃脏求，尺脉之下肾与散木赛诊“以及观四季脉中现讲五行相生与相敌，木火金水等为相生，水火土木金等为相敌”等内容，显然吸收了中医学的观点。可以说中医对整个藏医学的发展具有 一定的影响。 古印度吠陀医学的传入，可追溯到公元5世纪末拉妥妥日时代。但松赞干布以前，它只是一种医学派别。尤其是8世纪中叶，古印度吠陀医学著作《八支精要》 被翻译为藏文，对藏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藏医界吸收和照搬了大量的吠陀医学的内容。因此 形成了藏医学与吠陀医学相似的现象，藏医绝非源于印度。 藏医在7世纪中叶藏王赤德祖丹时期开始发展成为独具风格的理论体系，在此以前，藏医理论体系不太完善 ，仍处在感性认识与经验积累的阶段。早期藏医学理论著作《月王药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藏医学经典著作之一，此书大约成书于赤德祖赞时期，它以藏族劳动人民长期的医疗实践为基础并吸取了其他民族的医学知识而著成。此书以医药兼论的形式阐述了藏医解剖、生理、病理 、药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书中共载有780味药物，并详细地叙述了各味药的性味功效及有关方剂相配方法规等。 《月王药诊》的产生，标志着藏医学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它比较完整地叙述了藏医的理论基础，在人体解剖方面确立了以饮食精微、血、肉脂肪、骨、骨髓、精液七大物质要素为人体结构基础。在生理及病理方面确立了以“隆”（气），“赤巴”（胆）、“培根”（粘液）三因素学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藏医的“三因”“七基”学说与古希腊医学的“三种活力”“七种基本要素”的观点相一致，对此现象值得研究和重视。该书的另一重大成就是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医学尤其是中医学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独具风格的藏医脉诊和。 《月王药诊》一书的产生不仅为藏医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极大地指导了当时的临床实践。继《月王药诊》之后，8世纪中叶，著名的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在研究和总结早期医学经典的同时，学习和吸取了邻近民族的先进医学知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编著成了藏医名著《四部医典》。 《四部医典》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藏族劳动人民长期医疗实践及吸收其他民族医学知识的必然结果。该书后记中明确指出“此书是参考了大量其它医书后著成”。只要我们把《月王药诊》和《四部医典》的内容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两者间的渊源关系。那种认为《四部医典》是古梵文本《寿命吠陀》的藏文遗本的观点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四部医典》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全面地论述了人体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药物、方剂、保健等许多学科的内容。它确立了藏医学的理论体系，为藏族人民的繁衍和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